从敦煌出玉门关往西，沿着丝绸之路的中道，一路漫漫戈壁风沙，1500公里之外是曾经的西域要地龟兹，现在主要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境内。在这里，有新疆地区保存最大的石窟寺群落龟兹石窟，其中又以克孜尔石窟为首。
从地理方位来看，龟兹石窟是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寺群。位置最西，意味着当佛教东传时，这里是很早接触到佛教的地区，因此它的开凿年代比莫高窟早一个世纪左右，大约在公元3世纪。佛教最初诞生时是没有形象的，随着在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发展，造像与壁画逐渐诞生，释迦牟尼和佛经中的人物有了具体的形象，不但更适合信众礼拜，而且当繁缛的经文转化为图像故事时，也更容易被人接受。这些可视的宗教内容沿着南亚经西域地区的古道一路被带到新疆，落地生根，开启之后数世纪我国兴建石窟寺的漫漫旅程。在之后漫长的中古时代中，佛教一路向东传播，石窟艺术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载体，而龟兹则是这段传播之路上连接东西重要的枢纽，它是我国石窟艺术的起点。
克孜尔石窟开凿在却勒塔格（山）对面的断崖上，属于天山山脉南延的支脉。石窟自西向东沿着山体延展开，目前发现的洞窟大约有350个，正式编号269个，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没有壁画的禅修窟，剩下绘有壁画的多是礼拜窟或讲经堂。石窟面前，木扎提河流过，向南连接着龟兹石窟群中的第二大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在龟兹这片土地上，曾经大大小小散落着诸多地面佛寺和山崖上的石窟寺院，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繁盛的佛国世界，并且辐射至周边，经过丝绸之路的来往商旅多会驻足礼拜，各路高僧也经由这里向其他地方传播佛法。
克孜尔石窟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佛教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节点，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我国石窟艺术的新模式。走进克孜尔石窟，你会惊叹于鲜艳的青金蓝与石绿色构成的菱格形构图，古代龟兹人在一个个菱形中绘制佛传故事，一个个叠加排列在墙壁上，整齐而有秩序，仔细观看，又会发现各有妙处，被后人称为“龟兹风格”。龟兹壁画是我国佛教壁画的起点，在它之后，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逐一兴建，石窟艺术随着佛教的东传逐渐汉化，在魏晋开凿的早期莫高窟洞窟里，虽然绘画内容已有所改变，但可以看到与龟兹石窟相似的青绿用色。
要追寻佛教艺术的源头，必然要来克孜尔石窟看一看。
论风光，克孜尔石窟坐落在南疆，这里的山水交织围绕，在大漠与戈壁之间织就一场场令人沉醉的梦境。阳光不盛的时候，却勒塔格山中的克孜尔石窟周围，展现出一片让人难忘的红色。
看历史，克孜尔石窟坐落在曾经的龟兹（qiu ci），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龟兹古国见证了佛法东传的历史，待到中原佛法昌盛之后，又转头在它身上留下深深的刻痕。
克孜尔石窟是世界上仅次于敦煌的石窟艺术宝库。在接近八个世纪的营建过程中，中西方的佛教艺术在这里交织融合。345个洞窟、近4000平方米的壁画，无数瑰丽的故事在这里渐次上演。
如今，克孜尔石窟内曾受僧众们顶礼膜拜的塑像早已毁坏失落，但窟内的壁画仍在向人们诉说着佛陀的故事。
克孜尔石窟目前正式编号的有263窟，只有135座比较完整。由于宗教更迭和外国人的盗掘，窟中的造像和壁画多已不存。目前，分散在80余窟中的佛教壁画是克孜尔石窟的主要看点。
近代，国外探险家队伍再次扣响了克孜尔石窟的大门。
1879-1915年，俄国探险队至少5次来到克孜尔石窟，揭取了60窟、198窟和199窟的部分壁画。
1903-1912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三次考察克孜尔石窟，盗走了大量壁画和佛典。
1906和1913年，德国探险队两次来到克孜尔石窟考察，在诸国探险队中，尤以德国人盗走的壁画数量为多，1933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为252块，328.07平米，出自37个洞窟。
如今，大约还有约一万平方米的壁画保留在克孜尔石窟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来到克孜尔石窟，将大批精美的壁画与雕塑从母体洞窟上分割下来，运往异国他乡，以致这些绝美的龟兹艺术散落全球各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饱受沧桑的克孜尔石窟又遭遇了一场“雪上加霜”的劫难，精美的壁画和雕塑，被无情地从母体分割，远走他乡，天各一方。新疆文物的流失，与敦煌文物流失一样，是一部我国文物的“伤心史”。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考察热潮中，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这些探险队在探险考察过程中，程度不同地都从克孜尔石窟掠取了壁画、雕塑等珍贵文物。
（一）俄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最早考察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克孜尔后山区第213 窟西壁上有用铅笔题写的俄文人名：г. Мюнханг（缪恩汉克），时间是1879 年1 月15 日。另在谷西区第38 窟左甬道券顶也有俄文铅笔题记，时间是1883 年。这两则俄文题记中的人名相同。根据题记推测，这个叫缪恩汉克的人曾两次到达克孜尔石窟。除此题记外，尚未发现该人其他有关探险考察的文字材料。
1905 年，俄罗斯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为进行地理勘察，派遣M. M. 别列佐夫斯基（М. М. Березовский）和其堂弟H. M. 别列佐夫斯基（Н. М.Березовский）带领探险队前往新疆考察。1906 年2 月6 日他们抵达库车后，考察了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古龟兹地区的多处遗址，并揭取了克孜尔第60 窟的部分壁画。别列佐夫斯基兄弟考察所获取的大部分资料保存在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学档案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东方学档案馆）内。另有部分资料藏于原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州档案馆内。
1909 年至1910 年和1914 年至1915 年，由俄罗斯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资助，印度学、佛教艺术史和古文字专家С. Ф. 奥登堡（SergeyFyodorovich Oldenburg）率领探险队两次赴新疆进行探险考察。第一次探险队考察了龟兹地区多处遗址，其间在克孜尔石窟逗留数日，调查了德国探险队曾揭取过壁画的洞窟，并剥取了第198 窟和第199 窟的壁画。这次考察报告《1909 至1910 年俄国新疆探险考察初步简报》于1914 年公布。1910 年俄国探险队在新疆收集的文物收藏在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后来，这批文物被移至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自1935 年起，包括壁画、绘画、陶器、写本、照片以及遗址的考古草图等部分文物开始展出。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共收藏有俄国探险队从龟兹地区带走的文物800 余件，壁画残片79 件，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的有16 件。
（二）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03 年4 月10 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达拜城克孜尔村，与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偶遇。4 月15 日，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克孜尔石窟正式开始考察工作。他们首先调查了各区的洞窟，拍摄了部分洞窟壁画和外景，记录了近100 个洞窟。他们在部分洞窟中揭取了壁画，首开了割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恶劣先例。日本探险队还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最为重要的要数“孔目司文书”以及唐代龟兹语寺院帐历MS00541（大谷文书五四一号，简称Ot.12）的发现（图7、图8）。根据堀贤雄4 月22 日的日记，庆昭蓉推测，这两件文书可能是“供伴出土”，而且可能出土于谷内区第123窟至第125A窟一带。4 月23 日，渡边哲信和堀贤雄携10 余件壁画和出土文物返回库车。
1909 年3 月18 日至20 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探险队的野村荣三郎抵达克孜尔石窟，发掘了部分洞窟，并从克孜尔后山区第206 窟和第224 窟揭取了几幅壁画。
1912 年5 月至6 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在克孜尔石窟挖掘了部分洞窟，切割了几幅壁画，并拍摄、临摹了部分洞窟的壁画。
吉川小一郎在1913 年5 月30 日的日记中记载：“然而此处诸洞业经我[本愿寺派] 渡边、堀、野村三人探险发掘，此前此后又经洋人几番下铲，尤其是某位俄国人士，为了让之后前来探访的旅客断念，把残存壁画率皆加以破碎，不才如我，即使想再追续前贤，有所把握[收获]，看了[这个状况也不免] 甚为忐忑不安。”从这段记录看出，铲子是大谷探险队队员在克孜尔石窟揭取壁画的工具之一。在第48 窟、第175 窟壁面上留下的就是椭圆形的揭取痕迹。此外，还描述了俄罗斯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破坏。
大谷光瑞探险队从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中的部分精品被收录到1915 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中，其中有克孜尔石窟壁画11幅，佛典写本6件。由于大谷探险队队员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训练，工作比较粗疏，对发掘品未作编号，他们的发掘都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收获时发生混乱。因此，探险队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发掘和文物出土情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1937 年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刊有克孜尔石窟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和壁画示意图等。
（三）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20 世纪初，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曾组织“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队”于1902年10 月至1903 年5 月、1904 年11 月至1905 年12 月、1905 年12 月至1907 年5 月、1913 年5 月至1914 年2 月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探险考察活动。第三次和第四次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考察的时间最长。
第三次探险队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队员有勒柯克（Albertvon Le Coq）、巴图斯（Theodor Bartus）和波尔特（H. Pohrt）。格伦威德尔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做了较详细的记录。此外，格伦威德尔还将硫酸纸拓在壁画上绘制了很多幅壁画线描稿。勒柯克和巴图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写本、木板画、塑像和壁画残块等。波尔特拍摄了洞窟外景和壁画，测量洞窟并绘图。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图、壁画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记录，主要是在这次考察期间完成的。探险队还给洞窟编号并命名。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停留了两个半月，虽然在格伦威德尔的反对下，勒柯克和巴图斯还是用弧尾锯切割了一部分壁画。第四次探险队由勒柯克率领，队员仅有巴图斯一人。他们于1913 年6 月中旬到达克孜尔石窟。在第三次探险队考察克孜尔石窟时，有些位置较高而且比较危险的洞窟，格伦威德尔没有攀登上去。
第四次探险队考察时，巴图斯攀登考察了这些高危洞窟，并测绘了洞窟形制图。在克孜尔第213 窟和第223A 窟的壁面上还存有巴图斯当年留下的题刻。第四次探险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切割壁画，其数量远远超过了第三次探险队所获。8 月初，探险队离开克孜尔石窟，前往库车。
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两次考察，割取并带走了大量壁画。1933 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是252 块，328.07 平方米，出自37 个洞窟。这个数据与克孜尔石窟留存的割取痕迹的面积和洞窟数量相差甚远。德国探险队四次探险都有考察报告或文章公布。从1907 年起，他们陆续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考察报告与研究论文。其代表性的成果有：格伦威德尔的《新疆古佛寺》和《古代库车》，勒柯克的《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勒柯克和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合编的《新疆佛教艺术》（七卷本）等。德国公布的报告与文献，基本上展示了德国探险队的活动情况。
（四）法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06 年至1908 年，由伯希和（Paul Pelliot）率领的法国探险队在新疆开展考察工作。探险队在库车停留了数月，考察了克孜尔、库木吐喇以及克孜尔尕哈石窟。伯希和在克孜尔石窟个别洞窟拍摄了照片。伯希和还从克孜尔尕哈石窟捡走了一些脱落在地的壁画残片。伯希和在库车重点发掘了苏巴什佛寺和库木吐喇石窟南侧的都勒都尔- 阿胡尔遗址。这两地的考察报告是伯希和新疆考察的重要成果。伯希和带回巴黎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其他文物则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百诗（L. Hambis）组织了一批学者从事伯希和在新疆与敦煌所获文物的系统分类整理工作，编有《伯希和探险队考古资料丛刊》，在第一卷《吐木休克》和第八卷《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语铭文》中刊有克孜尔石窟壁画、塑像和龟兹文题记残片等图片。伯希和在库车地区发现的梵文和龟兹文写本，早年由菲诺（LouisFinot）和列维（Sylvain Levi）整理研究。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由皮诺（GeorgesPinault）负责重新整理龟兹文写本。
（五）英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14 年5 月28 日，英国斯坦因（A. Stein）率领第三次中亚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作了为期一天的考察，拍摄了部分壁画照片。
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保存较为完整、壁画尚存的洞窟近70 个，除了谷内区的一部分洞窟，即第97 窟至第104 窟这一组洞窟由于位置较高，不容易攀登，才幸免于难。而其余洞窟的壁画几乎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外国探险队不同程度的切割剥取。目前统计，遭到切割壁画的洞窟有59 个，揭取壁画面积近500 平方米。